我们主张积极的防病治病，因为它是落实慢病“防治结合、以防为主”八字方针达到“健康中国”使之利于民生、实现民族复兴的武器。每个高血压、糖尿病、老年病等苦于慢病的患者朋友，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我国五亿多慢病患者中，有极其广泛的一族，不重视、不配合自己的慢病防治，思想上自由散漫，行动上自由放纵，我们叫做新版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不屑“防治结合、以防为主”八字方针，主张无原则的“三不”，即不关心自己的慢病、不修正自己的恶习、不听信医生的忠言，结果是心梗、心衰、偏瘫、眼瞎（注释：指糖尿病眼病）、烂腿（注释：指糖尿病坏疽）等事件时有发生，丢掉身家性命不说，活过来的不但自己苟延遭罪，也使举家返贫，使党和革命团体“健康中国”的奋斗目标在实际上开始困难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海吃猛喝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解释。不是为了预防，为了防患于未然，向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做斗争，而是把酒临风、吞云吐雾、膏粱厚味、大腹便便，大国上下、顿顿滔滔，泄一时潇洒、图今朝倜傥。任其下去，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求得面子上一团和气。或者轻描淡写地劝一下，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樽江湖。结果是有害于团体健康，轻则败胃、重则神昏，久则三高。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评论大夫，不是积极地听取建议。当面都听，背后皆忘；讳疾不说，病重乱说。心目中没有尊信医者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死不临头，高高挂起；明知用药，不吃为佳；糊涂保身，但求无副。这是第三种。 医嘱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医生照顾，不听医生劝告，一旦病情转危，就得拳脚相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医院，死人的事实经常发生的，有的死了人不分青红皂白，轻者摆设灵堂，重则杀害医护。这是第四种。 听了不正确的假医、野医、巫医的意见也不争辩，甚至见了不法分子保健品、假药传销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五种。 见同病者不相怜，不推荐良医，不宣传经验，不劝其戒烟，不责其运动，不问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患者，不把自己阎王开恩、死里放生的惨痛教训告诉给人家。这是第六种。
见损害患者利益的江湖郎中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甚至现身说法、助纣为虐、愚弄他人。这是第七种。
治病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坚持治疗，无定期复诊，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直至病入膏肓。这是第八种。
自以为身体有本儿，摆老资格，小道做不来，大话吹破天，随随便便，松松垮垮。这是第九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病重三分，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种。
我们的医生和医生所依附的护士们、技师们，都是救命的队伍，他们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的医术很高明，他们的工作披星戴月，他们的身体也已堪忧，他们牺牲自己的健康换来大家的健康。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有人在。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在我国数万万慢病同胞中，还真不少！
这些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国民健康意识涣散，医患关系消极，防治工作松懈，意见分歧。它使卫生队伍失去计划的严谨和慢病防控的信心，政策不能贯彻到底，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者以庸俗的观点看待新常态主义健康观（注释：指现代疾病观，认为人的疾病是“生物-社会-心理”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赞成有一个好的身体，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新常态主义健康观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新常态主义健康观的意识有时也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更是有的，说的是新常态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寡人不会有疾”的阿Q表现，是和新常态主义健康观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破坏健康的作用，起着破坏“小康”的作用，起着破坏实现“双百年”奋斗目标的作用。因此，美国为首的围堵我大国崛起、希望我永做“东亚病夫”、拖延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列强们，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同志们，健康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人民的健康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自由主义，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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