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在一次公园集会上发表演说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曾亲自动手杀害了哪位犹太人，但多万犹太人又千真万确死于“希特勒之手”。
文｜陈翼若（媒体人）
5月16日即将到来。50年前的这天，一场在残害程度足令纳粹也自叹弗如的害人“大革命”正式拉开疯狂的大幕，当时的8亿中国人以被害和受害所构成的互害怪诞剧情，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极其荒诞的一页。
这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登台亮相。
这里需要说明，“文革”有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视角，本文仅取“狭义文革”视角，亦即以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为起始日，至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截止日的这12年半为“狭义文革”的论述阶段。
若以广义论“文革”雏形乃至基因，“文革”可追溯的历史相当长，“文革”前的各项运动以及延安时期的运动自不待言，甚至可以溯及“五四”时期。
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境遇中，“文革”之残忍野蛮性、祸害惨烈度，只有纳粹屠犹堪可与之一较高下；稍逊者，大概就是斯大林对异己者的屠戮以及波尔布特对柬埔寨的社会清洗。
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二战”中，有多万犹太人被希特勒匪帮屠戮，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的悲剧。
但如果笼统而简单地说“希特勒杀害犹太人”，显然不准确，甚至“不正确”——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曾亲自动手杀害了哪位犹太人，但多万犹太人又的确死于他的邪恶理论以及凶残暴虐的组织架构之下。因此，如果还是笼统并简单地说，“是希特勒杀害了多万犹太人”，又未必不正确。
事实上，在希特勒匪帮屠杀犹太民族的罪恶得到揭露后，地球人除了极少数邪恶分子，都打内心认同这么一个概念——多万犹太人就是希特勒及其“希特勒们”杀害的！
要解决这个似乎很拧巴的“悖论”，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读一读哈佛大学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所著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这本书就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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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根据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的研究，作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帮凶的普通德国人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参与残暴杀害犹太人的，绝大多数为普通德国人，而非狂热的纯纳粹分子，而且纳粹分子也是普通德国人组成的，甚至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普通德国人”。
“许多普通的德国人都热衷于杀犹太人。”
其次，“德国人忠诚地、积极地普遍参与对犹太人的残杀，否则，大屠杀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进行。除了那些由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犹太人而未能施虐外，凡是那些接触犹太人的人几乎全都参加过上述各种行动。”
作为对这种结论的证实，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来自柏林的一个名叫“警察娱乐慰问团”的文艺团体在获悉纳粹第刑警营要于次日在乌库夫屠戮犹太人后，该慰问团竟然“百般恳求让他们参与这次行动”，而“这个慰问团是由演奏人员和说唱人员组成的”。
再次，即使普通女性德国人在杀害犹太人方面也毫不逊色于男性纳粹分子。
“德国的女工作人员对犹太女人百般凌辱，使她们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不给她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任意殴打他们，打得她们死去活来。”而这些“女兵都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德国人，她们并非纳粹党员”。
第四，德国人积极普遍参与残暴杀害犹太人的动机，来自于他们“古已有之”的仇犹、排犹心理，“我们不承认犹太人是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当然要维持生命，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会把病体上的坏疽切除掉，”这是一个在奥斯维辛担任医生的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职业伦理，“犹太人是人类肌体上的坏疽。”
第五，在把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作必然联系的时候，不能忘记的是，还应当去普通德国人普遍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中寻找纳粹所以能如此猖獗的暴虐合理性，“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杀犹太人不是为了纳粹主义，而是为了德国。”
“希特勒并不是独自一人将这万犹太人赶进毒气室的，他有许许多多’自愿的帮手’。”
在普通德国人作为希特勒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帮凶问题上，德国学者托尔斯滕·克尔讷在《纳粹德国的兴亡》一书中也说，“成千上万的党卫军成员在屠杀突击队和集中营里工作，铁路线上的人们在帮忙运输，银行经理们为集中营批准了贷款，管理官员们组织了对犹太人权利的剥夺和驱逐，工厂主们修建了灭绝营，德意志工业界从集中营囚徒的劳动中获得了利润，国防军的士兵们在东方参与了这场种族大屠杀。那些只是睁眼看着而并不去关心他们的犹太邻居被抓走的德意志人也帮了忙，尽管他们也许只是’不情愿的帮手’。”
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说：“将每一件错事都归咎于希特勒是不真实的……德国人是心甘情愿的参与者。”（《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年9月第二版p）
“甚至在达豪集中营中，被拘的人中，有人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毫无疑问，”美国记者、《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伊勒如此解读希特勒的能量所在，“他那样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国人民的压倒多数的拥护的。”
在此心理下，只要德国人不经过一番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的脱胎换骨的历史性人性改造，则杀害犹太人是一种必然，至于是在纳粹政权之下，还是在其他政权——比如东德——之下去干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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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当然就会想到阿伦特在《艾希曼的耶路撒冷》中所提出的那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平庸的恶”。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不思考、不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它具有从众、随大流因而不被或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的特色。
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如果仅仅局限于德国民族，那倒还好，因为德国随着希特勒匪帮的溃败，已经被彻底改造过来，今天的德国也是文明国家的典范之一，普通德国人再出现疯狂虐害人类的“平庸的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了——问题却在于，她提出的这个病症是好多国家——如敝国——国民的通病。
在中国，“平庸之恶”俯拾即是，远者如明末北京市民分食袁崇焕，近者如40年前被宣告结束的“文革”。
“文革”号称是“领导人发动”，被“阴谋家利用”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实情是否如此，聚讼纷纭，但有一点无需争议，那就是，这场浩劫的参与者是中国当时的约8亿普通人，其中包括害人者和被害者，所以如此说，理由简单至极——没有普通中国人的广泛参与，此场“劫难”无法定义为“浩劫”。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屠害犹太人有着惊人的高度相似性——被魔力十足的领导人煽动，千（亿）万人发自内心的积极参与。
宛如把虐害多万犹太人的罪责推给希特勒一样，把“文革”的责任全都推给具体某个领导人，同样地迂阔乃至荒谬。
“文革”被领导人“发动”的要害，不仅在于该领导人处心积虑的“发”，而且在于普罗大众毫无理性而积极配合的“动”，比如，在“某某某挥手我前进”的情势下，要害在于“我”为何不加思考、毫无理性、毫无人性、驯顺地受他嗾使而“前进”。
战后的德国，有人为自己作帮凶的行为辩解说，“我仅仅只是那个巨大的驱动装置上的一个小齿轮。”对此，托尔斯滕·克尔讷指出，“然而纳粹统治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有如此多的齿轮在相当时期和持久地运转着，如果每个人哪怕只对纳粹政权和它的杀人机器做一点小小的抵抗，也许就能长久地阻止它的运转。”
网络上有一幅漫画含义深刻——一个所谓领导人唾沫四溅很牛逼地对一大群民众训话，他的脚下是一块悬空的木板，木板下是万丈深渊，而他所以可以站在这块木板上对“群众”吆五喝六，无非是这一大群民众也踩在同一块木板的另一端，形成平衡和稳定，使得他不会因木板翘起来而跌入深渊，问题在于，一旦民众觉悟了，两两三三或者同时离开这块木板，结果会怎样？
事实上，希特勒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合法臻于权力之巅的，也就是说，是德国人用选票将希特勒及其邪恶体制自愿选择到自己头上的。
希特勒的罪恶企图在他出任德国总理的7年半前，亦即年7月18日就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得明明白白，在此，希特勒其实很“阳光”，很“坦诚”，他不屑于搞阴谋或者“阳谋”，他以中国人“勿谓言之不预也”的好汉态度，在书中明白宣示要反犹、反马克思主义，一旦上台要实行独裁。明知希特勒是这么个玩意儿，但德国人还是义无反顾选择他作为自己心中的“红太阳”，指引自己“走进新时代”。
一句话，万犹太人被屠杀，德国最后被炸成一片焦土，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死于兵燹，普通德国人都有责任，均是罪恶的一分子。
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和“文革”的共性，都是领导人得到了亿万民众的“衷心”的拥戴，而这种“忠心”是受到胁迫、恐吓、挟制乃至诱导的分量并不主要，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膜拜。一个最客观最直接的证据是，“文革”结束已经近40年的今天，中国仍然遍布着许多以“毛左”为特征的“文革”拥趸者。
“文革”的实质——毁灭社会和文化只是它的表象——是害人，它把打砸抢烧、武斗屠杀、内讧背叛、亲情告密等一切害人手段发挥到极致，受害者是所有中国人，包括作恶者自己。这点与纳粹祸害犹太人迥异，纳粹暴行只针对它心目中“非我族类”的犹太人，对作为“自己人”的日耳曼人，纳粹还是相当的好，纳粹因此得到了德国民众的鼎力支持，不然，无法理解那场对抗除日本、意大利以外的所有世界大国的战争，可以支撑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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